●郑 谐

　　保漕的咽喉之地

　　明朝末年，宿迁成了维持朝廷漕运的咽喉之地。

　　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，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第三次被任命为总理河道大臣，他全面实施“修筑堤防，束水攻沙”的治河主张，在宿迁（今宿豫区、宿城区）、桃源（今泗阳县）、清河（今淮阴区）黄河沿线，筑崔镇（今泗阳县众兴镇史集之西）以塞决口，筑遥堤以防溃决，同时大修高家堰，实行“蓄清刷黄”，即提高洪泽湖水位，籍淮河之清水以冲清口（今淮阴区西南，古泗水入淮口，也称清河口；南宋建炎二年即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后，即为黄淮交汇之处），挟裹黄河之浊流，从黄淮合流水道（被黄河夺占了的淮河）东去云梯关（今滨海县以东）入海。

　　通过潘季驯如此治理，徐州之下的黄河，“缕堤（近河束水之堤）之内，运道可无浅阻；遥堤（远离河道的又一道防汛主堤）之外，民田可免淹没”，“田庐尽复，流移归业，国计（漕运）无碍，民生有赖”。

　　但这种局面并没维持多久。

　　潘季驯治河以后，黄河溃决多发生在单县、曹县一带，从南阳（今山东微山县北境）至留城（今微山县西南40里）的人工运河——南阳新河，几乎年年受到黄水侵扰；留城至茶城（今铜山县北，北来泗水会黄处，也即黄河夺泗南流处）的泗水运道，也经常因黄水泛滥而淤塞；黄河频频溃决改道，还经常使徐州至邳州（治所在今睢宁县古邳镇东，骆马湖西30余里，清康熙初年被黄河洪水冲毁；今邳州市的邳城镇建于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）的黄河运道浅涩断流，不能通航。

　　“黄河者，运河之贼也。舍黄河一里，即避一里之贼！”是朝廷上下的共同看法。于是，潘季驯一直反对的从南阳新河向南开泇河新道的动议，终于在潘季驯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告老辞职之后，被付诸实施。

　　其实，正如后人评论的，对“黄河乃运河之贼”的现实，潘季驯何尝不明白。他一直反对开泇河新道，坚持以留城之南的泗水、徐州之下的黄河作为漕运通道，是“恐朝廷弃黄不治”。正如潘季驯所说：“只图漕运之便，任黄河在睢宁、宿迁一带溃决泛流，不是长远治河之策，也非忧国忧民之纯臣所为。”

　　潘季驯油尽灯枯地黯然回乡了，黄河果然弃而不治了；开新河，避黄河，是必然的了。

　　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起，历任总河都致力于开凿泇河新道，终于在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开到了邳州直河口（也称北运口，今睢宁县古邳镇东，故黄河北岸）。

　　泇河新道北接南阳新河南端的留城，引微山湖之水，经韩庄湖口（今枣庄市南微山湖东），沿途汇入沂河、泇河等诸河之水，到邳州直河口接入黄河，全长260余里，避开黄河330余里。虽然沂蒙山大水之年沂、泇水势强劲，直河口“湍急日甚”，漕船到此风险极大，但总算“运道大通”了。

　　黄河避开了，“运道大通”了，黄河就更是弃而不治了，单县、鱼台成为黄水蓄洪区，丰沛、徐州也成为黄水肆虐加剧之地。

　　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，漕储参政朱国盛为避开直河口的漕运风险，疏通了的马颊口（今邳州市南），接通泇河新道，从马颊口向南“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，开滔庄河百余丈，浚深小河二十里，开王能河二十里（分别在今邳州市窑湾镇和宿豫区黄墩镇、皂河镇境内）”，使人工运河通到骆马湖西湖口的黄河，并以开河之土筑堤分隔湖水，同时作为纤夫通道。这段运河全长57里，称为通济新河，俗称“湖中河”。从此，运河从骆马湖西湖口进入黄河，西湖口成了北运口。

　　骆马湖地势低洼，稍有大水，黄河与骆马湖就连为一体，威胁漕运。第二年，总河李从心从北运口向南续开新河，到10里之外的陈沟（今皂河镇北），陈沟入黄处又成了北运口。

　　李从心的新河刚开成，邳州之上的黄河溃决，洪水漫天遍野，涌入骆马湖，新河淤塞，漕运受阻。

　　骆马湖周边的民夫们几乎天天在疏浚、防汛工地，维持漕运通行。

　　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春，黄河在曹县之下多处溃决，随后睢宁的黄河泛道溃决，睢宁县城坍塌，沦为废墟。洪水奔腾，漫流宿迁，骆马湖又与新河连为一体，漕运中断。 

　　此时的明帝国正处于农民起义烽火连天、满人入侵步步紧逼的内忧外患之中。漕运中断，让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震怒不已，李从心被罢官。

　　继任总河朱光祚紧急征调宿迁、邳州数万民夫，疏浚新河，加固大堤，“避河险十三处”，改通济新河为顺济河，维持漕运。

　　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黄河在沛县溃决，洪水涌入东南，徐邳一带尽为泽国，骆马湖中的黄河运道又断。朱光祚被治罪，死在诏狱之中。

　　骆马湖中的黄河让两任总河获罪，让继任总河刘荣嗣胆战心惊，唯恐避之不及。他决定废湖边的顺济河，从宿迁至徐州另开新河，用分流的黄河之水通漕。

　　为了开挖这条200余里的新河，多年处于水患之中的宿迁、邳州、睢宁和徐州各县的民夫全部被征调，他们饥寒交迫，在胥吏和军士的催逼之下日夜赶工。邳州上下近百里，全部在几乎淤为平陆的黄河故道上开挖，“尺许之下皆沙，挑掘成河，经宿沙落，河坎复平，如此者数四”，工程极为艰难。

　　到第二年，好不容易开出河道，可是引入黄水之后，“波流迅急，沙随水下”，很快又淤塞浅涩，漕船尽陷泥沙之中。与此同时，骆马湖中的黄河水势却退了下去，湖边的顺济河稍作疏浚又可通漕。巡漕御史等官员上奏朝廷，崇祯下诏，将刘荣嗣父子及参与治漕的工部郎中胡琏锁拿问罪，不久都死于诏狱之中。

　　继任总河周鼎吸取刘荣嗣的教训，全力维修泇河新道和骆马湖西岸的顺济河，维持着漕运通航。

　　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，骆马湖中的黄河水势暴涨，又冲毁了顺济河大堤，漕船浅阻，进退不得。崇祯下诏将周鼎充军到边远烟瘴之地，诸多朝臣上疏求情，崇祯念其保漕5年之功，特开恩宽大，予以罢官处理。 (待续）

　　(作者单位：宿迁市政协）